如今漫步于美丽的天津财经大学校园，二教楼前小花园松柏树下的那尊铜像格外引人注目，每至此处，都会不自觉地驻足凝望。三十多年的过往像放电影一样历历在目，原来恩师杨曾武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余载。

虽在读研期间常耳闻先生的大名，也拜读过先生主编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但始终未能有机会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1991年夏，获得硕士学位的我有幸到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系任教，恰被分配到先生所在的统计理论教研室，接下先生为本科生开设的“统计决策”课程的教学任务（当时先生已75岁高龄），自此便有更多机会向先生学习与求教。真正与先生结缘则是在1994年，我有幸拜师先生门下，成为他的博士研究生，在职攻读统计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我与先生的接触和交流自然而然地多起来，对先生的了解也就越来越全面深入，先生就像一面旗帜，引领着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科的发展，他奋斗的一生激励着后学不断前行，是吾辈人生楷模。

受家庭影响，先生早年的志向是攻读医学学科，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大夫。可造化弄人，先生最终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1939年），先后任教于中国大学、天津工商学院、达仁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河北财经学院（1969年更名为天津财经学院，2004年改名为天津财经大学），一生都在教书育人，终成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一代宗师。

先生信念坚定，一心向党。他出生于一个旧式家庭，在长期的学习与自我改造中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培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早在上世纪60年代，先生就向党组织递交申请，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先生加入党组织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然而他并没有气馁，而是以更高更严的标准要求自己，继续向党组织提出申请，接受组织的考验。经多次申请，终于在1981年7月3日，65岁的先生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

先生尊重科学、勇于创新。即便是在那个知识不被重视，知识分子处于社会底层的年代，先生都默默地坚守科学精神。无论是被下放到农村，还是到工厂劳动改造，先生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工作，并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提出生产过程中的改进建议。1978年，伴随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深入以及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先生带头参与统计学学科性质的大讨论，其间公开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统计改革、统计方法应用以及统计学学科性质的论文；1980年，针对经济统计学被认为不具有科学性质的观点，先生从科学的本质、经济统计学的科学属性、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学科体系等方面的影响，论证了经济统计学的科学性，提出了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门统计学并存、相互支撑的观点；1983年至1984年，结合中国国情，先生探讨了中国特色统计理论的创立与建设，分析与讨论了统计理论的现代化路径，为统计学的发展以及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提供了清晰的认识与指引。针对统计方法被误用，甚至滥用的现象，先生专门撰写了文章《非肯定情况下的统计决策》和《关于平均预测的条件问题》，澄清相关统计方法的特点、应用条件与适用范围，充分体现了先生特别注重数理统计方法在社会经济统计分析中应用的科学精神。

1978年年底，国家统计局组织17所院校统计学负责人，在四川省峨眉县（今峨眉山市）召开全国统计教学科研规划座谈会，与会者对统计学科性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达成两门统计学并存、相互借鉴的共识。在教学实践中，先生在国内率先改革经济统计学教学，把“统计学原理”课程更名为“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并在其主编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教材中系统性地融入数理统计相关方法与内容，迈出了数理统计与社会经济统计结合的第一步，为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专业在国内率先全面面向理科生源招生的改革以及后来我国统计学一级学科的创建（2011年）奠定了基础。《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于1987年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作为全国统编教材，对我国统计学和应用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培养规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先生心无旁骛，潜心治学。上世纪40年代初，先生大学刚毕业就先后在《燕京大学学报》《经济研究季报》上发表了有关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文章，展现出卓越的经济学研究才华；进入南开大学后，依托“南开指数”的国际影响力，先生主要从事经济统计学的教学与研究，成为南开大学统计学科的领军人物。1958年，以先生为学科带头人的南开经济统计学科被调整到河北财经学院，创建了如今的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专业。即便是在那个特别讲究“主义”和“红专”道路的时期，先生也时刻没有放松专业理论学习与研究。为了适应“苏联式”的学科与教育体系，先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了解与思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统计学，组织并撰写了“农产量抽样调查”“社会购买力统计”“工业企业生产能力统计问题”等六个专题讲义，并将其用于教学与生产实践。上世纪80年代后，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统计学的教学与研究，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讲授“社会统计学原理”“工业统计”“商务统计（英文版）”“统计预测”“统计决策”等二十多门课程，培养博士十余名，为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专业获评国家级重点学科（2007年）奠定了坚实基础。除此之外，先生还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潜心于统计学的科研，先后在《经济研究》《统计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出版教材8部和一些译著。

在科学研究中，先生以其独特的洞见引领着经济统计学科的发展。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先生就注意到贝叶斯理论的重要性，发表了文章《贝叶斯预测法的应用》，90年代他又注意到计量经济学发展对经济统计学学科支撑与发展的意义，并撰写了论文《E·E·Leamer对当代计量经济学的贡献》，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先生还嘱托周逸江教授，一定要坚持为博士生开设“现代计量经济学前沿专题”课程，为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专业形成经济、统计学交叉研究特色奉献了宝贵的方法论指引。正是在先生的带领下，经过老一辈天津财经大学统计人的共同努力，天津财经学院统计学专业才得以获批国内第一批硕士点和第二批博士点，先生因此也成为当年（1986年）天津财经学院仅有的两位博士生导师之一。

在天津财经大学，先生对待教学与学术研究的态度一丝不苟。还记得初入职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系后拿到的两本油印教材《统计预测原理》和《统计决策原理》，就是先生根据自己的书稿，一字一字地刻版油印出来的，读后我发现，几十万字的油印教材几乎找不到一处笔误，先生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让人敬佩不已！

先生淡泊名利，生活俭朴。因在事业上的突出贡献，先生一生中获得过很多荣誉，但在与他的交往中，先生从不给我们讲他辉煌的历史与经历，只是耐心指导我们如何阅读文献，如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如何服务于社会等。也许是经历的事多了，也许是出于本心的善良，先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心满意足地过着俭朴的生活。早年生活上有师母无微不至的照料，先生不用为生活琐事分心；师母去世后，先生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到饭点，在天津财经大学校园里总能见到一位右手拄拐杖、左手提一塑料编织篮的老者去教工食堂排队买饭回家，这成为先生老年生活的日常行为。早年间，先生还有一段“房子换君子兰”的佳话。先生是北京人，在京有几处房产，北京私房管理处来信让先生回京处理房产事宜，但先生却回信将名下北京西单的两处门脸房赠予当时的租房人，租房人特别感激，专门从北京带来两盆君子兰到先生家中探望，先生十分高兴。

先生的一生就是一座丰碑，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他那坚定的人生信念和“不唯名，不唯利，不畏权”的品格，已成为后学的精神财富，他一以贯之的严谨、求真、务实的学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杨曾武（1916—2002），北京人，我国统计学泰斗，新中国统计学科教育与研究领域的领衔人物，被国务院第一批认定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39年6月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1941年起先后在中国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大学任教。1951年任教授，1952年任南开大学统计系主任。1958年，随南开大学统计系调入新组建的河北财经学院（天津财经大学前身），任教务委员会委员、统计系主任，1981年后任统计系名誉系主任。历任中国统计学会第一至第三届常务理事，天津统计学会第一至第四届副会长，天津市第六至第十届人大代表。主编《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统计决策原理》《统计预测原理》等著作。